三、孕育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三原、蒲城与韩城

历史的叠加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创造历史的人民是文化底蕴的真正内涵。没有人民的智慧和孕育文化的土壤，就没有帝王的奢华建筑和生活，也没有中华文明的辉煌。陕西关中平原不仅有展示我国古代文明的帝陵和宫殿遗址，还有很多孕育浓郁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地级市县城。这些在长安附近的县市，因曾经居住着很多官员、富豪与文人而相对富裕。我们在关中平原北部的几个县级市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文化气息与氛围。

1、中国书法之乡——三原市

位于咸阳市北部的三原市，因境内由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三原，自北魏（公元446年）置县始，已有1560年的历史，是陕西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书法之乡。 三原市除分布着诸多皇陵，包括献陵（唐高祖李渊与泰穆皇后的陵寝）、庄陵（唐敬宗李湛的陵墓）、端陵（唐武宗李陵的陵墓）、永康陵（唐高祖李渊之祖父李虎）、以及数座宗室和功臣权贵陪葬墓外，还有很多名人故居和人文景观，彰显出三原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三原我们参观了三原城隍庙和三原博物馆、于右任故居、唐卫国公李靖故居和周家大院，从不同角度感受三原的文化内涵。建于明朝1369年的三原城隍庙，是朱元璋敕修建的，也是陕西省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隍庙和明清庙宇建筑群。庙内的40多座单体建筑，按主次将楼、殿、廊、亭等纵横布置在中轴线上。全部建筑琉璃盖顶、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体现出我国古建筑平面轮廓规正、结构严谨、疏密得当的特点。城隍庙内的三原县博物馆，收藏了近3000件珍贵文物和100多通碑刻，包括岳飞书《出师表》和于右任的书法真迹。

曾是唐朝卫国公李靖故居的东花园，是渭北驰名的古代园林，也是有很多重要历史故事的地方。在这个有1300多年历史的幽静园林居所中，20世纪初，于右任（三原人）担任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司令部设于此。

作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解散国会的军事力量，陕西靖国军发起了陕西护法运动。爱国将领杨虎城也曾在这里断断续续居住近20年。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蒋介石解除了所有职务，回到三原。周恩来专程来此看望并会见杨虎城。我们参观了会见旧址。花园内，亭台阁榭溢光流彩，有“关中八景”的缩影、荷花池、唐代建筑的书堂、宋代和明清建筑的亭阁。

三原因是于右任的故居而成为书法之乡。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又是近代书法家。他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教育事业，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时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陕西靖国军组建，于右任率师征讨军阀，其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一生奠基监察、兴办铁路、办学育人，体现出“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

于右任晚年时的书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立了“标准草书”，使草书标准化，是20世纪书法史上成就卓越的书法大师，被誉为“近代书圣”，与王羲之、颜真卿并称为中国书法史的三个里程碑。然而，他的居室非常简朴，青砖简瓦，古朴雅致。简陋的陈设，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书法，反映了于右任的生活准则。1949年，于右任去台湾后，思念亲人，期盼国家统一，临终前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国思乡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离于右任故居不远的周家大院，也是一个有很多历史故事的大户人家。始建于乾隆末年的周家大院（现为民俗博物馆），是慈禧太后干女儿安吴寡妇（周莹）的娘家、刑部员外郎周梅村的府第。明朝就以经商为主的周家祖上，有殷实的经济基础，建有房屋17院。周莹在其夫去世后，坎坷经营，从盐业、蚕丝、药材到茶叶等，所建商铺遍及全国，建立起陕西吴氏“商业帝国”。同治年回民起义烧毁了16院，现仅存一院，占地3206米。五进大院的周家建筑，建筑考究、精工细作、斗拱飞檐、彩饰金装，其中的石雕、砖雕和木雕因工艺精湛，被称为“雕刻三绝”。我们参观了这座兼有南北建筑风格的大宅院，并听周家后人讲述了周家的历史和建筑保存的原因。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带着家人和部分大臣向西北转移，到达西安。在西安避难期间，周家寡妇周莹先后向慈禧提供了10万两白银，并书写了“护国夫人”的牌匾。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她又向慈禧太后贡献白银，同赴国难。因此她的身份便从富商变成了慈禧的义女和“一品诰命夫人”。慈禧也非常喜欢吃周家自制的点心。在周家大食堂，我们品尝并购买了他们自家做的美味点心。由于平时广济百姓、乐善好施；战乱天灾时，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周家在民间获得享誉。即使在文革中，周家大院都没有遭到毁坏。张艺谋导演的“活着”、陈道明主演的“桃花满天红”等影视剧都曾在此拍摄取景。

2、将相与水利先驱故里——蒲城县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交界地带的渭南市蒲城县，历史悠久，古建筑遗存丰富、文化积淀深厚，除有唐代4座帝王陵墓和20余座陪葬墓群外，还有显示文化脉络的西周贾国遗址、春秋晋城遗址、战国重泉遗址、秦长城遗址、西汉漕仓遗址、中国最早的坎儿——龙首渠、北宋的崇文寺塔等等，更因有出生于此的清朝军机大臣王鼎、爱国将领杨虎城、近代水利先驱——祇等先贤志士而光耀史册。

我们参观了蒲城文庙内有4000余件馆藏文物的蒲城县博物馆。文庙内的琉璃六龙壁（正面为六龙的泳舞图、背面为龙狮舞蹈图），建于1616年，比北京故宫的九龙壁还早155年；文庙内的惠彻寺塔，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比西安大雁塔建造时间早25年，比小雁塔早80年，是陕西省中建造最早的一座，由此可见可见蒲城的文化底蕴与特殊地位。

有3000余年建城史的蒲城，在秦汉时期，因洛河漕运发达，而成为国家重要的粮储基地和京师长安的供食粮仓。博物馆内展示了各历史时期遗址发现的考古文物，包括周代的青铜剑、秦代筑城的商鞅方升、汉代的绿釉陶水井和带盖铜鼎和大量记录重要事件的碑刻。

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反映在蒲城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和安邦济世的风云人物。在历代诸多的名将与名贤中，尤以清朝的尸谏宰相、刚正不阿的王鼎、为西安事变做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将领杨虎城最为著名。近代水利先驱李仪祇（1882～1938）虽不太为人所知，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却完全不亚于前者。令我们惊喜的是，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李仪祉先生的介绍。真是太巧了，他是我们最尊敬的北大教授李赋宁先生的父亲。李仪祇年轻时，在浦西铁路的赞助下赴柏林工科大学学习铁路工程。辛亥革命时，他回国参加革命，因痛心百姓受难于水利自然灾害，拒绝了时任交通部长于右任任命的津浦铁路局长职位，而再赴德国留学，改学土木工程与水利，成为我国学习西方水利工程最早的水利专家。学成归国后，他出任陕西水利局局长，修水渠，种棉花，使陕西经济改观。他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改变了几千年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治水思想，把我国黄河治理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南京河海专业工程学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工程人才。他还亲自主持建设陕西渭、洛、梅四大惠渠，树立了我国现代灌溉工程样板。李先生一家产生了很多优秀人才。李仪祇的儿子李赋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和西方语言文学研究的大师，是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也是我们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敬仰的长者和先生。李赋宁先生的儿子李星和儿媳申丹则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且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卓越的成就。

3、禹凿龙门、文史之乡——韩城

位于陕西东部西岸大峡谷之旁的韩城，名源自《诗经》，因黄河的龙门而闻名，也因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而升华。我们在韩城参观了司马迁祠墓、韩城博物馆、韩城老街内的文庙、状元府、庆善寺，以及“民居魁宝”的党家村。

孟门（壶口）、石门和龙门构成黄河大峡谷上最为精彩的三门景观。石门是黄河最窄的地方，仅60米宽，在龙门的上游。龙门则因相传夏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而成为韩城地域的代称。史书对龙门的记载说：“河水至此，直下千尺，水浪起伏，如山如沸，”“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约龙门。”如今的龙门天堑已被横跨两岸的龙门大桥替代。但是人们仍不能忘记古代大禹治水的神功和禹凿龙门的传说。

我们参观了位于韩城东北周原村的大夏禹王庙。这座修建于元代（公元1301年）的大禹庙，是目前全国大禹庙中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因以疏导河川为主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舜禅让，继承部落首领，并在诸侯的拥戴下，成为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第一位君王，是上古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圣贤帝王。大禹庙中保存着168幅元代壁画，其中最有名的是“郭子仪单骑见回鹘和宴请朝贺场面”和西游记“孙悟空收降红孩儿的片段”这两幅。在光线暗淡的大庙中，我们看到了保存完好、色彩清晰的壁画。

亲临司马迁祠墓，心中充满敬意。但因正值我颈椎疼痛得影响行动，不可能随团爬山至山顶的墓碑地，便自行慢慢艰难挪步前行至祠堂。走过杨虎城将军拨款修建的芝秀桥，看到当代书法家启功题写“汉太史司马迁祠墓”的大门。沿着门内司马古道的石板路（据说这曾经是韩城通往古都长安的唯一的国道）行走，经过“高山仰止”的牌坊，眼前是99级台阶的朝神道（清康熙年间建造）。我咬牙坚持缓缓登阶，先上到《史笔昭世》的山门，再上到“河山之阳”的更高一层山门，山门两侧的对联为“圣人光道统，汉史竞经文”，喘息稍定，继续向上，最终居然登上顶部的“太史祠”祠院。

因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出生于龙门（韩城）而成为韩城人的骄傲，但司马迁更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撰写出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皇帝年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共130篇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后世著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我们感激和纪念司马迁，不仅因为他不惧皇权，替李陵败降之事耿直进言，更是因为他在遭受宫刑，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仍忍辱负重，发奋完成所著史籍的无可比拟的精神，最终留给后世绝唱的《史记》。在他的笔下，除去对历史真相的深度揭示，对历史细节的精微拿捏，还有给人以灵魂震撼的精神光芒。这光芒，是对专制王权的鞭挞，对正义与良知的呼唤和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我们从小读毛主席所著《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得知了司马迁。

亲临司马迁祠墓，心中充满敬意。但因正值我颈椎疼痛得影响行动，不可能随团爬山至山顶的墓碑地，便自行慢慢艰难挪步前行至祠堂。走过杨虎城将军拨款修建的芝秀桥，看到当代书法家启功题写“汉太史司马迁祠墓”的大门。沿着门内司马古道的石板路（据说这曾经是韩城通往古都长安的唯一的国道）行走，经过“高山仰止”的牌坊，眼前是99级台阶的朝神道（清康熙年间建造）。我咬牙坚持缓缓登阶，先上到《史笔昭世》的山门，再上到“河山之阳”的更高一层山门，山门两侧的对联为“圣人光道统，汉史竞经文”，喘息稍定，继续向上，最终居然登上顶部的“太史祠”祠院。祠院内保留着历代文人吊咏史圣的诗文石刻碑，有郭沫若书写的五律诗文：“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还有元代所建的司马迁“八卦墓”。站在祠院高处远望，龙门大桥横跨黄河两岸，古道上飘扬的彩旗辉映着山下郁郁葱葱的良田。下山的途中，我独自参观了司马迁生平展览馆和史记故事展览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句司马迁歌颂孔子的话，今天我们用来赞颂司马迁，十分贴切。司马迁就是那重于泰山的人。

具有1500年历史的韩城，是文物荟萃之地。在贯通南北的明清商业街两旁，保留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其中16处元代建筑，据说是全国元代建筑最集中的地方。老街内有文庙、城隍庙、县衙大堂、龙门书院、状元祠堂和庆善寺等。始建于唐的韩城文庙，是全国第二大孔庙。文庙内琉璃砖雕的五龙壁、悬挂匾书的木牌坊、四进院落内的主体建筑和每座大门上的琉璃浮雕，显示出文庙建筑的精湛艺术。在韩城现存的文化遗产中，韩城文庙作为尊师兴学的标志和城市文脉，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两千多年来，韩城人重耕读，人才辈出。一代史圣、两朝状元、三朝宰相、四代世家、父子太史、父子尚书、父子御史、父子知州、祖孙将军、祖孙巡抚、兄弟巡抚，一家兄弟五人皆登科第，传为佳话。明清时期，进士、举人、贡士达1400余人。明万历间，韩城人在朝廷里做官的甚多，以至民间盛传：“朝半陕、陕半韩”之说。韩城老街内的状元府（状元博物馆）是清乾隆时期西北唯一状元、清朝开国第一名陕西状元王杰的故居。王杰在朝廷担任过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右都御史、军机大臣和东阁大学士。他在朝四十余年，刚正不阿，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忠清尽职，参与了和坤一案的审理，查明了和坤贪污纳贿的罪状。嘉庆皇帝盛赞王杰“直道一身立庙堂，清风两袖返韩城”。

老街内的庆善寺也是见证历史风云变幻的场所。为唐贞观二年（628年）敕建的庆善寺，寺内的观音殿为汉密准提法门——在唐代为帝王专供的富贵法门。唐宋佛教兴盛时期，寺内大殿香火旺盛，是教徒聚会的地方。解放前，大佛殿曾做过国民党参议会的会址。1949年彭德怀将军也曾在大佛殿做过解放战争形势的报告。1985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路过韩城，也曾在此休息。

始建于元代（1331年）的韩城党家村，被誉为“民居魁宝”和“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至今已近700年的历史。遵循“礼制”布局建造的古建筑群，党家村的布局以风水意向为出发点和归宿，根据地形地貌进行总体规划，14条大小巷道主体分明，纵横贯通，曲直有序，道路一律用条卵石或青砖墁铺，断面呈凹形，既利行走，又利排水，还可防止水浸墙基。全村整体保存完整，公共设施完全，避难防御安全。

在这个突出明清建筑特点的党家村古建筑群的背后，必有其发展兴盛的故事。元代从其他地方逃难至此的党家从建窑洞开始创业，之后与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此的贾家联姻，并合作生意。通过原始股份制的方式成立了商号，共同分享经营成果。在当地发展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在全国多地设立商号，从事转口贸易，将北方的小麦、芝麻及药材运到南方，有将南方的稻米和药材运到北方，兴盛时，达到“日进骠银千两”。他们将赚到的钱用来盖房子和办教育。几百年来，形成了这样一座文化气息浓厚的古民居建筑村落。

从高处观望村落，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房连房、檐接檐，错落有致；行走在村中的街巷中，高墙石刻，威严气派；走进典雅的四合院，精美的木雕房门、石雕狮子和砖雕墙壁，显示出主人的财富与审美情趣。我们在朦胧的小雨中，打着雨伞，走街串巷，感受百年村寨的历史沧桑。

我们在西安参观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让我们从一个民营企业家历经30余年精心收藏的1.8万件藏品中，欣赏到关中各地达官贵人的住宅建筑、遗存的石雕、砖雕和木雕艺术品及名人字画等。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40多座复建后的明清院落和8600多根历代石雕拴马桩。结合南北风格复建的明清建筑，布局以庭院式为主，精美的砖雕墙壁和雕梁画栋，彰显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美。这些文物反映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达官贵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没有这位民营企业家广泛的民间征集、抢救性的保护与专业的收藏，人们也很难在一个地方集中看到如此之多的明清建筑和相关文物。

四、展示黄土高原与黄河特点的陕西文化遗产

在陕西关中平原地区参观皇家宫殿建筑、皇陵与历史文化名城后，我们从关中平原向北，进入陕北高原地区。北邻长城和毛乌素沙漠，东临黄河西岸，西达六盘山等山脉，南以北山[注9]为界的陕北高原，以丘陵沟壑与沙滩地貌为特征，约占陕西全省总面积的45%。穿行在黄土高原的山脉中，经受着扑面而来的风沙和严寒与炎热交替的考验，感受到与显示皇权威严和帝王奢华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气候与民间风尚。百万年来，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坡之中的中华民族，创造出适合生存、体现生活之美的建筑与艺术。

1、蕴含黄土高坡传统文化与神韵的陕北窑洞

我们从梁茆沟壑丘陵区的延安地区一路向北，到达茆梁沟壑丘陵区的榆林绥德、米脂一带，最后从榆林向北，经过毛乌素沙地，到达陕西最北部的城市——榆林神木，沿途充分领略了黄河与黄土高坡的自然景观，感受了来自西北强劲的沙尘暴侵袭，同时也欣赏了沿黄土高坡而建的不同形式的陕北窑洞。

有四千多年历史的黄土高原窑洞，从古代的“穴居”到靠山式或沿沟式的石筑窑洞和下沉式的地下土窑洞，发展至四面临空的独立式窑洞和排式窑洞，是常年居住在黄土高坡的人民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数万年雨水冲刷和水土流失后形成的断面山崖地貌，加之绵厚黄土、黏土与矿物质结合的土质为窑洞的建造提供了适宜的材料。灶台、烟道与睡炕连在一起的窑洞，构造了窑洞做饭、取暖、排烟和换气的一体化系统，对于寒冷的陕北尤为重要。

我们曾多次到延安参观过革命圣地的窑洞。正是在凤凰山麓及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的土窑洞里，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了中国的八年抗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砖窑洞中，培养出无数优秀有理想的高素质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延安以北的绥德和米脂，我们分别参观了绥德的党氏庄园和米脂窑洞古城。黄土高原深山中的党氏庄园，是典型的陕北大户窑洞民宅。沿山而建的窑洞，鳞次栉比，错落有序的分布在山坡之上。这些始建于清嘉庆（1814年）的窑洞民居建筑群，经过党氏家族六辈人的努力，历时近百年建成。石板铺成的道路、石块垒起的墙壁、砖石建造的窑洞，渗透着黄土高原生活的特点和数代人的付出。每一座窑洞、每一条道路，都体现出高原深山里的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今很多窑洞已经破旧不堪，但仍有人居住。我们走进一个曾是地主家的窑洞大院，宽敞的院落、讲究的砖雕、喜庆的门联，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两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忙碌着家务，她们已经习惯这里平淡的生活，窑洞是他们永远的家。在这高原深山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年轻人，相信他们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孤独的老人守护着饱含他们历史记忆的窑洞家园。

榆林米脂县因是李自成的故乡和米脂小米出名，但我们所不知的是，古称银州的米脂，因“地有流金河，沃壤易粟，米汁淅之如脂”而得名，是千年的古县。如今我们看到的米脂，地表被黄土覆盖，自然植被很少，建筑破旧，2019年才摘掉了贫困的帽子。目前正处于大规模修复古城建筑工程中的米脂县城，到处都是挖土机工程车在施工，几乎没有好走的路，像是在做修复古城的大工程。我们在县城流金河边的护栏展板上，大致了解古城的窑洞建筑史。

初建于明朝的古城，很具规模。当年古城的观澜门和化中门一代，位于流金河北岸，曾是米脂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旅接踵。城内石坡中段，建有青砖垒砌的窑洞，后来战乱中被毁。民国时由当地绅士马醒民建造的新院窑洞，结合了中、德、日式建筑风格，在窑洞建筑史上绝无仅有，堪称中华民族窑洞建筑的魁宝。20世纪30年代由米脂县县长组织在流金河的南岸兴建的新城南门关内，修建了城桓连体的窑洞群，这种风格的窑洞建筑在陕北、陕西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20世纪40～50年代建造的排式窑洞群，体量庞大，共有250孔，是为解决办学住房需求、由学校师生义务而建的，在建造技术上也有重要突破。

我们沿着县城边上黄土覆盖的陡坡山道爬上了盘龙山，经过李自成的行宫再向上，沿途有很多破旧的窑洞。我们看到，当年的排式窑洞已被后来新盖的教学楼替代，学生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运动；30年代修建的城垣连体的窑洞经过翻新后，为今天的县委党校。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上山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放学后奔跑下山的学生、下班回家的妇女和工作人员，他们对所处的环境和每天爬山的生活方式都习以为常，不觉辛苦，学生更是兴致冲冲，充满活力。在米脂县的山坡窑洞，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城市与山区生活的巨大差异。城里相当多的年轻人，开着名车、穿戴名牌、住着父母出钱买的公寓里，轻松的叫着外卖，却不满意已有的生活。然而，陕北山区里身居窑洞的孩子们每天面迎黄沙，穿着布衣旧鞋在黄土高坡上奔跑，跟我们打招呼，他们显得那么高兴。

2、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防线——镇北台明长城

分布在中国北部的长城，以北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茫茫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南部则是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主的广裘黄土高原和肥沃平原地带。长城的建筑就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军事与文化冲突的体现。以镇北台为中心的延绥镇长城则是明代当地蒙汉两族的分界线，又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结合点与冲突点。

建于1607年的镇北台长城，位于榆林城北红山之巅榆林，依山踞险，居高临下，北瞰河套、南蔽三秦，锁长城要津，是明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的建筑物之一，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长城三大奇观，有“东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中有镇北台”之说。明朝初期，榆林名延绥镇，是北方沿边九个军镇之一，辖延安、绥德、榆林、庆阳四个卫所。这些军镇都建有边墙，军事管理自成体系。

我们登上新修复的镇北台城墙，观看城墙外的原始哨所，参观明长城博物馆。从秦统一之后扩建连线的万里秦长城、到东起辽东、西至新疆库尔勒的汉长城和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作为中国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系统军事防线，成为中华民族捍卫民族利益的图腾。

我们曾在北京登上居庸关的明长城和司马台明长城，在丹东中朝界河的长城东部起点，登上为防御女真人侵扰而建的明代虎山长城，也曾在古丝绸之路北道的库车西北欣赏到汉代库车人用夯土版筑方式建造的13.5米高的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每一段长城都有其特点，在其特殊的地域中，起到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作用。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工程最大、防御体系最完整的。作为代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军事战略重要性和文化价值的标的性建筑，1985年，中国的长城被整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南移至中原北部的镇北台长城，体现出当时明代的边境形势与明朝面对的挑战。

3、凝聚陕西民间风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西不仅有丰富的地下珍贵文物，而且拥有饱含活力、体现历史积淀和先民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地相呼应的豪放秦腔、洋溢着生命原始动力和浓郁生活气息的安塞腰鼓和米脂秧歌、源自生活的色彩绚丽的户县农民画、就地取材的浓厚乡土气息的凤翔彩绘泥塑与秦川牛皮制作的华县皮影、绥德石雕、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及具有陕西古风韵的关中八怪：腰带宽的biang-biang面、像锅盖的锅盔等传承至今。一路上我们尽享各种各样的陕西美食小吃：宝鸡的腰带宽扯面、肉夹馍、岐山哨子面、扶风哨子面、咸阳老孙家泡馍、陕北的葫芦鸡和锅仔炖土鸡、清炖羊肉配黄米饭、米脂的小米粥配羊肉灌汤包等，即营养美味又价廉实惠。

位于陕西最北部，别称“驼城”的榆林市，北部是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草滩区，南部是黄土高原的腹地，是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的交界处。北部县以草地文明（游牧文明）为主，南部县则以黄河文明为主。因此，古代的榆林，不仅是军事重地，也是边疆贸易的中心和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活跃的地方。由于榆林重要的地理位置，榆林是全国唯一由皇帝钦定城墙高度可以超过北京城墙的城市。

重新修建的榆林古城，东、西、南、北门内共有14座城楼，可见其完整的防御体系。从城门口的高大骆驼雕塑到城内一座座威严的城楼，人们可以感受到榆林城曾经的辉煌和气势。修复后的古城老街，比我们预期的要冷清些，只见一群外国人从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走出。我们也好奇的走进馆内，艺人正在制作泥塑，陈列柜上有很多泥塑成品。这里不仅是展示馆，更是各种手工艺的传习所。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传授工艺，将传统的地方文化艺术传播，使之成为发展旅游的一种手段。

在榆林市，我们居然巧遇尽显陕北风俗的迎亲队伍。清晨7点，我们在下榻的酒店门口观看了真实的民间迎亲仪式。几十个穿着大红袄、黑裤子，头绑羊肚白毛巾的农民，抬着四抬大骄，牵着装饰的毛驴，吹着唢呐，敲着大鼓，跳着秧歌，热热闹闹的在酒店门口停下。我好奇的与其中抬轿子的老乡聊了几句。原来他们是来自米脂婚庆公司的，专门承揽迎亲、婚庆事宜。正聊着，一个年长的农民（应该是公司老板）递给我一张公司的名片。他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宣传一下。没想到，在偏远的陕北山区，婚庆也都是专业公司来操办了。

榆林绥德的石狮和汉画石像也是陕西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秦汉名邦”之美誉的榆林绥德，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秦太子扶苏、大将蒙恬、汉代名将李广曾率部驻守，著名的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汉武巡边都从这里经过。绥德还是全国闻名的民间文化之乡（秧歌、民歌、唢呐、剪纸和石雕）。我们在绥德参观了石狮博物馆、狮魂广场和绥德汉画石像博物馆。在黄土文化风情园的狮魂广场，有两座高19.5米的巨型雄雌石狮，是中国迄今最大的石狮。借鉴唐宋石狮造型、并融入明清造型特质的石狮，底座设计为瑞兽，象征着长寿吉祥。广场边上的石狮博物馆，收藏了汉、唐以来民间所用的各种辟邪石狮，包括镇山狮、镇河狮、镇宅狮等300多件，石狮面像无奇不有，看上去都十分吓人。石狮之所以受到绥德人的青睐，是因为昔日绥德荒凉贫瘠的土地和缺衣少药的生存环境，加之千百年来峰台狼烟、刀光剑影的征战，让这里的人们将对生的绝望和对死的恐惧，通过雕刻的石狮而体现出来。这些千奇百怪的石狮，以显著的地域特征，鲜明的民艺特色，浓厚的本源文化气脉和神灵佑护的功能，融入千家万户和百姓的心中。难怪看护石狮博物馆的老人对我们说，他每天看着这些石狮，觉得非常可爱。

绥德汉画石像博物馆陈列的数百块东汉画像石，是以祭祀与装饰为一体的墓葬艺术，其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郁的内容和独特的雕刻艺术在全国享有盛誉。在本地盛产的薄厚均匀的页岩上，墨线勾样、浅刻浮雕，然后用不同色彩绘制的画像石，内容从狩猎放牧、农耕植禾、楼阁庄园、神话传说到宴饮庖厨、舞蹈百戏和纪年墓志，生动地反映出汉代陕北的文化、生活与人们的信仰，也展示了绥德匠人高超的石雕石刻工艺。博物馆大门上启功题写的对联是精辟的总结：“贞石今留汉文化，精雕长忆古工师。”

4、黄土高原的宗教文化遗产

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地区子长市的钟山佛教石窟，始建于西晋（366～370年），历经唐、宋、金、元、明、清等千余年凿建而成，共18窟，尤其是开凿于北宋（1067年）的主窟第三窟，最为精彩，被誉为“中国的第二个敦煌”。

依山而建的石窟，大小万余尊佛像均在一块岩石上就地雕刻而成，故称万佛岩。佛像个个栩栩如生，不但继承了唐朝雕刻丰满圆润的写实风格，而且在造型上更注重任务内心世界的刻画，是我国雕刻艺术的一大飞跃，成为北宋石雕艺术的代表作。规模宏大壮观的石窟群，曾是方圆数百里群众宗教文化生活的圣地。

我们到此时，正遇寒流袭击与沙尘暴，几乎没有任何游客。在昏暗的黄沙天气里，我们参观了钟山石窟的第三窟，并享受到特别的待遇。从小在钟山长大的看门人热情的为我们免费讲解，打灯为我们照明，方便我们拍照。他详细的给我们介绍造型生动的各种佛像，让我们从细节中看到东传佛教艺术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

延安延河水边上的清凉山万佛洞石窟是陕北四大石窟之一，开凿于宋金代时期，有大小石窟31座。开龛在先、凿窟在后的万佛洞石窟，窟外有北朝晚期制隋朝期间修造的数十处造像龛；窟内不仅有保存完好的佛雕，而且有精美的睡佛和壁画。我们登上清凉山，发现更多惊喜，包括仙人洞上方建于明代的琉璃塔、摩崖石刻、范仲淹的诗词石刻、孙思邈的养生药方等。站在悬崖上的亭阁里，远观延安宝塔、俯视宝塔山下的延河水，景观宜人。

位于榆林佳县黄河之滨的白云观，集道教诸神于一山，始建于宋代，主建于明清的白云观，是以古庙为载体的道教圣地，也是陕西最大的道教建筑群。1618年，明万历皇帝给白云观亲赐御制《道藏》4726卷，从此声名大震。占地面积200余亩的宏大宫观，存有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碑碣和壁画等丰富的文化艺术荟萃，成为全国著名的道教圣地和西北地区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

1947年党中央转战陕北，毛主席曾与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两次登上白云山，赏古迹，揽名胜。我们用两个多小时参观了几乎所有的大殿，穿过道教文化长廊，上青通桥，最后爬云梯，登上了白云山的最高点——魁星阁。登高望远，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梯田层叠、横跨黄河两岸的高架大桥气势磅礴。

五、不同的视角：匆匆而过的历史人物与遗存

陕西的厚重，不仅有文明初兴的西周、一统整合的秦汉与盛代强音的大唐，还有在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匆匆而过的人物和他们留下的历史遗迹。我们在陕北参观了最后一代匈奴王建造的统万城遗址、展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短暂辉煌的李自成行宫和抵御北方边境游牧民族侵犯的镇北明长城。这些人文景观从不同的角度和对比的方式，带给我们有意思的启示。

1、末代匈奴王的都城遗址——统万城

我们在陕北榆林北部的靖边，参观了目前正在申遗的统万城遗址和博物馆。在黄土、黄沙和红石为自然环境中的统万城都城遗址，我们参观了东晋末年匈奴后代短暂生存时期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了解了匈奴后代从大夏到西夏灭亡的历史。

迄今已有1600年历史的统万城是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也是匈奴族留在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考的都城遗址。曾在两汉时期称霸北方大漠的匈奴，在汉武帝时遭到彻底打击后，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部族归附汉后定居于晋陕甘一带。作为南匈奴单于后裔的赫连勃勃（公元381～425年），在东晋十六国分裂混战、皇权衰落时，反叛后秦王朝，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了匈奴王政权，立国号为大夏，要统管匈奴。公元413年，他在扼守西域与北魏都城平城之间的交通要道靖边，兴建都城，大规模修建宫殿，并将城池名为“统万城”，取其“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在建城的六年当中，他监督十万民工昼夜苦干，如发现偷工，当场抽刀杀人，将劳工尸体夯打入墙体。勃勃的膨胀和暴力引起全城的恐惧和杀身之祸。建城后的第二年，这位末代匈奴王就被身边的鲜卑人毒死。公元426年北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攻取长安，攻占统万城，公元431年，大夏国灭亡。公元487年，北魏孝文帝以统万城为治所，更名为夏州。唐末后的一百多年间，夏州为党项族定难军割据。公元990年，党项族首领被辽朝封为西夏国王。夏州成为西夏与北宋的争夺地区。公元994年，在沿用了500多年后，统万城被宋太宗下诏迁民毁灭，从此便被淹没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元以后，西夏灭亡，统万城所在的河套地区成为蒙古王公的游牧地，史籍中也不见踪影，直至600年后的清朝，才被发现。仅存在25年的大夏国，留下了如今统万城的遗址和匈奴文化的残存。

目前统万城城内遗存的墩台、马面、城垣、瓮城、城壕等，真实完整的反映了大夏国在城市规划、城防体系、建筑设计、材料应用等方面的智慧，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参观了“陕西文投”新建的统万城博物馆。硕大的博物馆内容丰富，讲解员详细的介绍了匈奴的历史、文化和统万城的构造，还介绍了目前收藏于西安碑林的国宝级文物——大夏石马。这匹立于赫连勃勃长子墓旁的石马，腿部下方刻有：“大夏真兴六年…大将军”等字样，是唯一有大夏纪年的宝贵文物。这让我们想起立于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曾经败于霍去病将军马下的匈奴大单于，成为霍去病马下的垫脚石。几百年后的南匈奴后代趁中央政权削弱之机而再次兴起，但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短暂的历史中他们留下匈奴与汉文化结合的文化遗产。

2、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行宫

在榆林米脂县，我们参观了新开馆的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盘龙山半腰的李自成行宫，于明末李自成胜利后建成，后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近年刚恢复原貌。由楼、阁、殿、宫等建筑群组成的行宫，顺山而建，统一连贯，很有气势。

行宫中的“李自成纪念馆”介绍了李自成的生平与功绩。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从1631年起义，到1636年被推为闯王，1643年建立大顺政权，攻入北京，至1645年在湖北被地方武装杀害，仅14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均田免粮”，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书写重要篇章。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帮助推翻了虽励精图治，但无奈积重难返的明朝崇祯皇帝，结束了阻止中国进步的明朝统治，使清朝得以建立，而清朝在历史上最大化地扩大了中国的版图。

然而缺乏信仰追求的李自成好大喜功，心高自傲，狂妄自负，追求奢华排场，嫉妒贤能，用人不当，又自身能力不足，因此，落得兵败身亡和短命政权的下场。毛泽东从李自成因骄淫奢侈而丧失政权的教训中，曾警告正在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要戒骄戒躁。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首领做了全面客观的总结和评价。这段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汲取。

六、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圣地——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陕西厚重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其中陕北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老根据地、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地，是陕西人的骄傲，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和最有生命力的一段。我们曾多次到延安参观革命纪念馆，

此行中没有安排相关的参观。但是我们在自由活动的间隙中，自行在延安再次参观了革命纪念馆和延安新闻纪念馆、在陕北大漠边关的榆林明长城——菠萝古堡，参观了“横山起义历史陈列馆”，在榆林绥德参观了“三五九旅纪念馆”，在榆林靖边参观了“靖边红色收藏馆”，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陕北老根据地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因为天气骤变而变更行程，使我们在延安有了一整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趁此机会来到建在道教名山——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党中央新闻机构（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的旧址。2004年新建的三层窑洞式纪念馆内容丰富，大量的原始照片展示了中国的新闻老前辈们如何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窑洞里，利用简陋的新闻工具，为国家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的新华通讯社”专栏，介绍了新华社在延安初期的发展、使命、组织架构、重要领导及在重大事件上的特殊作用。

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5年10月随党中央转到陕北，改名为新华通讯社，1937年由保安迁到延安，1947年撤离延安。展馆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稿，包括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重要评论手稿、毛主席为新华社修改的消息底稿等，还有很多在延安工作过的新华社老人的回忆文章。我从照片上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他们是父亲在新华社工作的社领导和老同事，例如曾经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副社长的缪海陵和邓岗、与父亲同在对外部工作的陈龙等，他们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资深老新闻工作者。想象老前辈们在潮湿的洞穴中，用马兰纸抄报撰稿，借马灯的微亮排版印刷，作为新闻人的后代，我内心由衷的佩服这些为革命鞠躬尽瘁的老新闻人。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们利用闭馆前的一小时，抓紧参观了“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陈列”展。1935年至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在十三年的窑洞生活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系统的总结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展览中陈列的大量珍贵照片和文档是后人重温党史，缅怀先辈、不忘初心、承继伟业的最好激励。

在有1400多年历史的榆林波罗古堡景区，我们参观了即将开放的“横山起义纪念馆”，了解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横山起义。1946年春，全面内战爆发前，毛主席指示中央西北局加强边区北线工作，尤其是榆横地区的统战工作，为以后的自卫战争取回旋余地。1946年10月，在时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直接指挥和策划下，选派30多名党员骨干，分批化装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部，协助胡景铎发动了震撼西北、影响全国的“横山起义”。横山驻军五千人队伍的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至西安解放前，陕西境内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迫使驻榆国民党军队收缩纵横防线达200余里，为党中央转战陕北拓展了回旋余地和安全空间。起义后的胡景铎部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骑兵六师，在解放大西北中屡立战功。

在榆林绥德，我们意外的发现了汉代石画像博物馆旁边的“三五九旅纪念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警备区和359旅司令部先后驻绥。展览介绍了1939～1942年期间王震所率三五六旅在绥德驻防的贡献。1939年中央派在雁北抗日的三五九旅回防警备区，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在驻防期间，三五九旅将士多次击退日军进犯，胜利保卫黄河防卫。

展览也介绍了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红军纵横驰骋陕北大地，并率红二十八军在绥数次阻击国民党军，打通陕北、神府两根据地通道，配合了中央红军东渡黄河的战略部署。展览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早期创建人李子洲等革命家的生平和贡献。此外，展览也介绍了40年代习仲勋在任绥德地委书记期间，创造性的成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绥德绅士和民主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的贡献。

在榆林靖边，我们又不经意的走进靖边红色收藏博物馆。这个由民间个人创办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及开国将领的照片和纪念物，可谓齐全，展示出博物馆创建人对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离开博物馆前，我们还获赠了一本创建人撰写的回忆录。

三个行程之外的红色展览，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在新中国的历史篇章上，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七、延伸思考

观展览、看遗址、赏文物，我们在为辉煌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思考分析辉煌文明形成的原因，总结盛世王朝终结的重要因素，期盼中华文明更辉煌的未来。

1、国家因统一而进步、文明因包容而辉煌

陕西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国家统一、盛世辉煌的朝代。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世袭制度的确立，礼乐的规范，形成了礼乐刑政合一的“尊礼文化”。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多元文明的融合，形成一统文化。秦代“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促进了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经济活动的开展，打破了疆域间的壁垒，结束诸侯割据的混乱，体现出国家的意志与进步的意义。

汉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全盛佳境，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巅，为世界所敬仰不及。“文景之治”的开创，是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与民休息”的政治与轻徭薄赋的财政；“汉武盛世”的出现，是因为汉武帝对内善用人才、实行变革；对外北伐匈奴、开拓疆域、开通丝路；并能以“轮台昭过”的自省精神不断反省。“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前后共92年。唐代“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的形成，是因为唐玄宗与唐太宗“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本”的重农国民政策；励精图治、善于改革和“纳谏进谏、广用人才”的国家治理政策；以博大开放胸怀，吸纳异质文明，兼收并蓄。也正是由于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文化包容、中外交通发达基础上的大唐文明，给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富精彩的篇章，让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和继承无以伦比的宝贵文化遗产。

2、盛世终结的根本原因

秦朝虽消灭了六国群雄，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却仅存在了短短的15年，便被揭竿而起的农民推翻而消亡。西汉虽然经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但在214年的统治之后，走向灭亡。唐朝尽管经历了“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使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巅，但是在持续了289年后，最终被混乱的五代十国替代。总结西汉与唐朝灭亡的原因，虽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很多，但至少有以下两点是根本的，也是致命的：

一是王朝后期昏君掌权，治国不利。在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世袭制与终身制的封建帝制专制下，国家的强弱，与君王本人的素质和治理有直接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皇帝，缺乏任何法律的约束和与之抗衡的力量。西汉历史上出现了7代明君，是西汉强大的重要原因。但是后期汉元帝（西汉第11位皇帝）、汉成帝（汉代第12位皇帝和汉哀帝（西汉第13位皇帝）三个昏君治国无能、怠忽朝政，为外戚王莽篡汉埋下危机，导致最终西汉灭亡。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共有21位皇帝执政。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公元566～635年）到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从武则天（公元624～705）到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这150多年，他们的治理创造了从初唐到盛唐的辉煌，之后唐朝由盛及衰，与唐朝末期皇帝，例如唐懿宗、唐僖宗等昏君的无能理政、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政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唐玄宗执政后期，荒废朝政、沉湎酒色，朝中实权由奸相把持，任人唯亲、徇私舞弊，朝政腐败日亟，使地方权力增大，助长藩镇割据，为安史之乱创造条件。

二是王朝后期各种矛盾加剧导致政治体制的崩溃。昏君执政，使政权内部分裂；执政者后期权力膨胀、猜忌臣僚、排斥和压制异己；束缚和剥夺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君王挥霍无度和官员腐败，增加财政的负担，加之应对战乱增加的军费开支，亏空国库，又需加重赋税和徭役；天灾人祸，洪涝水灾，粮食无收，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底层百姓在生存绝望中爆发农民起义。民心的丧失，使各种社会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政权的统治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最终导致政治体制的崩溃。历代王朝的兴替均是如此。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对此，毛泽东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讲过的两段话，至今都非常重要。一是在1945年7月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对话。当黄炎培说，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时，毛主席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二是在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前往北京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在共产党执政初期说的这些话，说明他对历史的洞见。70多年过去，这两段话言犹在耳。但是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是否能真正吸取李自成的教训，对于已经执政70多年的政党来说，仍然是一个考题。“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3、用现代文明的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中华文明篇章

结合我们的旅行，阅读相关的书籍，尤其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天瑜所著《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很有帮助。冯教授从地理环境(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经济土壤（农业自然经济与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结构（宗法制与专制政体）和国际条件（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等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揭示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类型的中华文明的深层基础、生态环境与特质，非常精辟，很有价值。

1）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封建制度残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

中华文明的生成，有其深层的基础、生态环境与特质。定型于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度和规范的礼乐，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把政治与伦理融合在一起，是基于中国人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而建立的坚韧传统力量，对于当时维系和加强政权有积极的意义，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秦始皇大一统的天下，开创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体制，此后，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系不断加强。虽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体制政体趋于瓦解，但是根深蒂固封建制度的遗存，却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国家治理和人们的观念意识。经过朝代的更迭，国家政权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的制度、宗法制推演出来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虽然在形式上早已废除，但是其影响仍延及后世。不论是从社会组织、行为方式或是观念意识方面，都摆脱不了君臣明显的等级束缚。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顶峰，唐太宗“君圣臣良的黄金时代”也开创了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这种“为政在人”，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才识和人格感召力的人治，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是数千年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产生于我国自给自足、相互隔绝的农耕生活与以家族维系社会关系的家长制国家，与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完全不同。人治模式下的异化管理，官本位突出，任人唯亲，运作不透明，缺乏监督。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无数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下求索，不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还是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或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等，前仆后继，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都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国家又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曲折艰辛与劫难，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随着政治经济和民生发展的需要，也逐步的建立了各级各领域的法律制度，意在从法律上规范国家的管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但是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仍然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长官意识、权大于法、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现象此消彼长、不绝于耳。数千年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残余，是我们迈向现代社会文明的障碍与阻力，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2）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传承与文明的进步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丰富的精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千多年前周公初创的建立在“勤廉、明德、崇礼、和谐”为核心的思想理念与制度，使中国成为有德有礼的文明国家；自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使中华文明在认同力和适应力增强的基础上，更具内聚力，并顺应时代的变迁，不断调节发展的轨迹，吸纳异域英华，而不断延续。[注10]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应该是源于对“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吸收与传承，源于中华文明内在的“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注11]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是三千年融入民族血脉的“德”。“德”是“道”。儒家之礼，源自德，是适应农耕文明的“术”。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以德之道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通过健全法制，减少或取代人治，建立适合现代工业文明的中国现代文明，形成民族复兴之术。天下大同，古今中外。

已经在经济上与世界紧密联系、在社会发展中融入世界的中国，没有退路，必须与时俱进。人类的发展，只有立于前人的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我们不能将辉煌的文明成果，作为盲目自大的包袱；使厚重的文化成为改革进步的阻力，而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摈弃阻碍文明进步的障碍，摆脱封建遗存的精神束缚。在感受唐朝强盛的同时，从另一角度获得启迪和动力，用现代文明的进步、发展与超越，书写中华文明未来更加辉煌的篇章。

2023年7月8日

请阅《厚重三秦（上）——陕西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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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9]：北山泛指陕北高原南缘与关中盆地过渡地带的一系列以灰岩为主的石质山丘。

[注10]：参考冯天瑜所著《中华文明五千年》

[注11]：参考冯天瑜所著《中华文明五千年》

参阅书籍：

董耀会所著《长城：追问与共鸣》

曾纪鑫所著《历史的面孔》

陕西省文物局《走进博物馆》

陕西省文物局《华夏宝库 耀世华章：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省文物局《青铜之乡 礼乐天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所参观博物馆馆册